钟准:把政党找回来--对外政策政治中的多党制、

【文/钟准】

政党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常被国际关系研究忽视。政党可以通过执政、议会、选举、公投，以及开展“政党外交”等方式影响本国对外政策。政党制度是决定政党对外政策影响方式和影响力大小的关键变量。本文通过比较八个国家案例，归纳了六种政党制度下政党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极端多党制(意大利、以色列)，温和多党制(德国、法国)，相对两党制(英国)，绝对两党制(美国)，一党主导制(日本)和一党领导制(中国)。

多党制下参与对外政策的政党较多，并具有特定对外偏好。从极端多党制到温和多党制，极端政党的影响力减弱，政府稳定性和政策延续性增加。两党制下政府任期稳定，传统上两党对外主张趋同。但两党制也存在极化竞争，尤其近年来民粹主义政客崛起，加剧了两党分歧。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对外政策决策更加集中，较少受其他政党的掣肘，更有可能主动统筹外交与内政。重新重视政党和其所在的政党制度，有利于更好地解释主要大国的对外政策。

一. 问题的提出

近年世界政治的一些重大变化与相关国家的政党政治息息相关。在多党制的欧洲，民粹主义政党促成了英国公投脱离欧盟，德国和意大利组阁困难等“黑天鹅”事件。在两党制的美国，反建制政客特朗普当选总统对两党政治造成了巨大冲击。与之相应的是其对外政策，欧美民粹主义领导人在风格上标新立异的同时，外交偏好趋于保守和本国优先。而在一党长期执政的中国，中共在自我调适中仍然保持着强大生机活力，同时中国也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愈发重要的领导角色。这一相关性并非偶然，反映的是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影响下，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互动进一步加强的趋势。对外政策不再局限于军事安全领域。跨国经济治理、资本和人口流动、人道主义危机、环境问题等国际事务对国内社会的影响与日俱增。这让政党在国内政治中可以利用，或必须回应对外政策问题。

克里斯托弗·希尔在《变化中的对外政策政治》一书中，将对外政策定义为“国际关系中独立行为体(常常为国家)所实施的对外关系的集合。对外政策研究是连接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领域。国内政治是对外政策分析的传统视角，甚至有“国内政治优先”的说法，认为对外政策主要取决于国内政治。或者至少像普特南“双层博弈”模型指出的，对外政策决策者在考虑国际因素的同时，也必须应对国内政治带来的挑战。学者们大都承认国内政治会影响对外政策，但政党在实际研究中常常被忽略。

这种忽略主要是由学科分化造成的，政党通常被视作政治学的研究领域，而外交政策则由国际关系学者来探索。政治学研究在分析政党政治时，主要集中在国内层面，较少关注政党对外交的影响。布隆戴尔认为对外政策具有紧急性和管理性特征，主要由政府决定而较少受政党影响。而国际关系学者习惯将国家视作单一行为体，更加侧重国际体系和结构层面的变量，甚至明确指出他们研究的是国际政治而非对外政策。

在打开国家“黑箱”来研究对外政策的尝试中，政党的作用也未得到充分重视。在西方，国内视角的对外政策研究主要关注政体和官僚机构，前者受“民主和平论”影响，探讨民主政体对外交政策包括武力使用的影响，后者则以理性决策模式，研究不同政府部门或与立法机构之间的互动如何影响外交决策。新古典现实主义在重新引入国内政治进行分析时，仍然将后者看作是变化无常和间接次要的，是吉登·罗斯所说的“传送带”，是解释国际体系因素为何不能直接起决定作用的干预变量。

因此，大量外交政策分析聚焦于具体决策者的认知是如何受到各种外生变量的影响，而非政党这样的集体行为体和更大范围的政治和社会机制。也有研究指出，由于外交政策通常不涉及国内分配问题，因此聚焦于社会经济的政党对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兴趣有限。

尽管如此，有关政党影响对外政策的研究仍取得了一定成果。目前国外研究主要以多党制国家为对象。涉及的议题包括不同政党对于欧洲一体化的政策和竞争，左翼和右翼政党对军事干预的不同态度，中左的社会民主党对国际援助的促进，右翼民粹政党本土主义和反全球化的外交影响等。

但西方学者习惯将政党制度预设为选举竞争性的，强调政党代表着社会分歧(social cleavage)，基本忽略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在这个意义上仍然缺乏对不同政党制度的比较。而近年来国内对政党与外交互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在国别研究领域，分析美国、日本、西欧各国政党政治对其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影响。二是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论及国外政党与国际环境的互动。三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以上研究在经验成果不断积累的同时，各自领域相对隔离，与国际政治和比较政治学相关文献的对话较少。

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 网址: http://www.shzyyjzz.cn/zonghexinwen/2020/1020/40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