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主义”挫折明清往事

杨濯/文明史专家卜正民在《挣扎的帝国：元与明》中说：“瓷器是中国人的发明，但是青花却不是……对白底蓝纹的偏好最早起源于波斯。”其实烧制“青花”所用的颜料钴蓝在中国本土也并不出产，在历史上被称为“回青”，显然来自伊斯兰世界。典籍中也有称钴蓝为“苏麻离青”“苏渤泥青”，从译名看“回青”是从苏门答腊转运而来。“穆斯林商人提供钴蓝原料，进行造型设计，下达采购订单，预付定金包揽生意；而景德镇民窑接单烧制，中国海商负责突破海禁、远途运输，完成货物接驳后，穆斯林商人再将这些青花瓷转运欧洲市场销售”。

在《天下1：明清对外战略史事》一书中，中国政法大学历史研究所邓文初教授指出，即使在大明帝国最为严苛的海禁时期和此后葡萄牙人控制南中国海-印度洋贸易时，“回青-青花瓷”这条大明帝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物流线并未中断。在15至18世纪，“一个覆盖欧亚大陆的全球市场已经悄然形成”，而且中华帝国主动参与其中并起到某种龙头作用。

与世界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却引发了中华帝国在政治、经济与军事等方面的巨震，“不仅社会结构被整体改造，社会心理也发生了足以颠覆儒家信念的改变，帝国权威尤其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帝国面临着调整自己内外战略的抉择，而这种战略调整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帝国此后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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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幻的建构：大分流背后不断变迁的“中心-边缘”

近代以来中国的外交变局是如何形塑的，这种外交变局导致怎样的政治变动与文化变迁，国家以何种学理依据来认知、决策和应对这一变局，如果没有这场中西交往与冲突，依然长存的历史进程是否无法给中国这个古老的机体注入新的生命，正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判定东方的历史是停滞的或者如卡尔·马克思所批判的“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样？

从传统史学角度来看，《天下》一书要处理的这一连串“老大难”问题，近似于探究“西方的崛起”与“中国的衰落”的东西分流说。就像彭慕兰（KennethPomeranz）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提出的那样，东西方在18世纪以前似乎走在一条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上，任何一方均没有任何明显的、独有的内生优势；但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东西方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

王国斌和罗森塔尔近年出版的《大分流之外》，也只是挑战了“人口-资源决定论”和“市场制度决定论”，认为促成欧洲和中国经济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大分流”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各自草蛇灰线般掩藏在公元11至13世纪的历史之中的政治进程、政治制度和政权规模等政治性因素，将“大分流”时间节点推至忽必烈统一中国，并认为由蒙古人开创的“大国”式的超大规模政治体带来的广阔的国内市场、成熟的劳动分工以及政府对于社会的弱干预模式，是中华帝国早在西方之前就已经进入“斯密型增长”的原因。王国斌和罗森塔尔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远远先行于欧洲，导致中西分流的工业化路径很可能是历史的偶然。

邓文初指出，上述论断在方法论上可能存在巨大失误。其一、作为研究对象的东亚实体并非同质体，内部市场并非完整统一，多种文明并存甚至对峙，中央集权式的治理模式与等级化的官僚体系的覆盖面局限于汉文化区域，周边还并存着诸多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其二、这一东亚实体也会随着历史进程而变换面孔，“它既是一个国家、一个帝国，也是一个世界，一个华夷体系与多文明的互动系统”；其三、研究不应过早提出一套宏观性的结论，而应当关注经济活动背后的“人的主题”和权力的性质，包括人的意志、欲望、理想与行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相互比较与等级构造、群体塑造，以及由人之关系所代表的国与国之间关系和主体意识建构、利益诉求、区域组合与霸权争夺，等等；其四、在强化分析规模优势时，也不应忽视超大规模的困境所在，如“超大规模政治体与皇帝个人之治之间的矛盾，帝国对资源的集权配置与市场自身法则之间的冲突，华夷秩序内部的等级与平等诉求之间的紧张，天下主义对于外部世界的封闭造成的贸易梗阻与战争频发等引致帝国政治衰败的问题”。

可以说，“加州学派与其所批判的世界体系理论一样存在着方法论困境”，采用“中心-边缘”时，却忽视了无论是中心还是边缘，其内部仍存在着数个层级的、嵌套的“中心-边缘”结构，而且在这种层级结构中，“边界并非固定、清晰，而是始终处在变迁与替代之中，建构中的关系与关系的建构也许更应该是历史学关注的重心”。

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 网址: http://www.shzyyjzz.cn/zonghexinwen/2021/0824/7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