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为人民办教育的初心 牢记办好社会主义大学

吴玉章(1878年-1966年):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曾先后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和华北大学校长等。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校长，任职长达17年之久。在长期办学实践中，探索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适合我国国情的高等教育理论，为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为谁培养人”--为国育才 提倡面向工农办大众教育

吴玉章(以下简称吴老)之所以一生积极投身教育事业，是因为他坚信教育是救国启民、兴国强邦的必由之路。

1.批判旧教育，提倡为大众办教育

吴老为国育才的思想可追溯到20世纪初。当时，吴老就提出“吾人当及时为国家育人才” [1]“以期养成健全之国民” [2]等。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吴老就开始按照无产阶级的思想，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进行改造旧教育、创建新教育的探索。[3]在1940年的一篇文章中，他批判旧教育只能教人一些空洞的思想，甚至几句无聊的文章，而这些思想和文章对于实际生活没有用处，还不如做石匠、木匠可以学一点手艺。他说:“大众也不愿意进学校去学习，而学校也只是为那些有钱的‘上等人’服务，使他们好去做官来压迫老百姓。因此，中国的教育，多年来是和大众没有关系的，因此中国也才成了没有力量的国家，作了世界各强国的半殖民地。”他认为大众的进步或落后并不在于生性聪明或愚蠢，而在于教育的好或坏。教育好的国家，那么人人都有力量而国家也有力量;教育坏的国家，那就人人都没有能力，或能力很小，因此国家也不能强盛起来。[4]针对旧教育“只懂做八股，不跟现在事情发生关系”的弊端，吴老提出教育应该“为社会服务、对人民负责”。作为校长，吴老在阐释华北大学“忠诚、团结、朴实、虚心”的校训时强调要“忠诚”，他说:“尽己力谓忠，就是说要尽我们的力量，老老实实，为广大群众服务，不辞劳苦，不怕困难，为社会服务。诚就是诚实不欺，不自欺欺人，说话做事都要有信用。我们言行一致，表里一致，我们的一切言行完全对人民负责。” [5]

2.为工农敞开大门，培养万千建国干部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知识分子的数量还不到全国总人数的0.5%，无法满足经济复苏与国家建设的迫切需要。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 [6]。吴老以及其所领导的中国人民大学积极贯彻党的教育路线，继承和发扬老解放区的革命教育传统，在这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据统计，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数为2,930人，其中入学前为干部和工人的占到72%，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曾是战斗英雄和劳模，部分系科，如外交系的学员更是几乎全部都为工农干部出身[7]。1950年3月29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这是中国社会关系在政权改变后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之一”“劳动人民将被逐步培养成为新型知识分子，进入高度发达的文化科学知识的领域，成为新中国建设中的骨干。” 1950年5月，面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革命和建设需要，吴老指出:“中国人民大学的任务是培养新中国的各种建设干部。这些干部要学会能够建立新的经济制度，能够管理新的国家。” [8]当时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的工农学生，很多人是在旧体制下没有办法进入大学的，而他们通过在中国人民大学的系统学习，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新中国建设的中流砥柱。

“培养什么样的人”--为党育人 培养德才兼备的接班人

吴老几十年坚持不懈办教育，就是要为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人才。他强调高校要为党和国家培养合格的接班人，把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他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对青年的教育予以深切期望。他说:“青年人走什么路的问题，是关系国家兴亡和革命成败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不仅青年人关心，而且老一代和家长们也都是关心的。青年人之所以关心，是因为他们想找一条正确的道路，使自己的一生有所作为，为国家作出贡献。老一代和家长们之所以关心，是因为他们不仅希望自己的子女是好孩子，更主要的是希望青年人做我们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吴老把学生的学习质量与党和国家的需要直接联系起来，上升到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和国家事业成败的高度。他指出:“学生必须牢固地树立起在学习上为国家负责的观点，认识到在校的学习质量直接关系到将来的工作质量，学习成绩的问题不只是个人问题，而首先是影响到国家建设事业的问题。” [9]为此，他提出，为了提高学习质量，就必须坚持学习上紧张而持久的劳动。他说:“希望我们学校的课堂里没有一个害怕艰苦的人的座位。不但要不怕物质生活上的艰苦，尤其要不怕掌握知识过程中的艰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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