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现状及发展态势<sup>*</sup(3)

二是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这是拉美地区一批政治立场相对激进的左派政治家和学者近年来提出和倡导的新社会主义，其代表人物是德裔墨西哥学者H.迪特里奇和智利学者M.哈内克。H.迪特里奇的思想虽然逐步被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所采纳，但是最后各国的实践都遭到了他的批判，认为这些国家不是在走他所主张的社会主义道路，他的很多观点也遭到其他学者的质疑，整个理论与实践显得很混乱。H.查韦斯曾经是“21世纪社会主义”的代表，但10年执政让他得到了两个极端的评价：来自社会中低层的民众赞誉他为“勇敢的改革者”，那些利益受损者则指责他是一个“彻底的独裁者”。H.查韦斯去世后，接任者是N.马杜罗，但他没有能力控制局势，2014年初国内一度内乱，紧接着又是国际油价暴跌。2016年12月，“南方共同市场”四个创始国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以“委内瑞拉未按期履行有关贸易、司法和人权方面的协定”为由，决定终止委内瑞拉的成员国资格，致使左翼政府深陷外交困境。加之该国经济连续三年出现较大幅度的负增长，GDP增长率分别为－4.0%、－7.1%和－9.7%，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33个国家中垫底，恶性通货膨胀局面难以遏制，N.马杜罗政府举步维艰。

2016年8月，巴西参议院通过决议，正式罢免D.罗塞夫的总统职务，临时总统M.特梅尔得以“转正”，成为新任总统。一场旷日持久的议会斗争至此结束。有学者认为，D.罗塞夫的下台是巴西经济在世界经济长时间萧条大背景下持续下滑状况的“牺牲品”，这诚然是对她代表的工人党的打击，但并不代表“左”或“右”的较量结局，不应被看成巴西左翼政党的终结。⑤尽管拉美政坛左翼占优势的局面保持了一段时间，但其日益表现出常态化、多样化、温和化、非意识形态化和实用主义的趋势，致使2016年以来各国右翼力量持续兴起，开始呈现出“右进左退”的态势，这一现象值得关注。

4.关于发达国家

当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苏东剧变后，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主要分两种情况：一部分转向社民党，另一部分仍然坚持共产党的名称，坚守社会主义方向，但一般不再提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武装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不再提民主集中制和国际主义。这些共产党组织人数很少，影响极小。⑥

二是自24大以来，社会党国际对其理论纲领和政策主张进行了较大调整：在理论纲领上，主张发展新型民主、新的国际主义和团结一致的新文化；在经济政策上，提出应对金融危机的新方案；在组织机制上，注重机构内部的民主化建设，积极探寻发挥党员和基层组织活力的新路径、新方法；在社会基础和对外联系上，进一步向社会开放。以英国工党提出系统改革福利政策的“第三条道路”为标志，西欧社民党试图将福利国家发展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结合起来。东西德合并之后，原东德共产党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后来又与原西德社会主义政党联合成立了左翼联盟，但因内部认识不一致，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党纲。值得一提的是，今年3月社会党国际与4年前出走的“进步联盟”分别召开了代表大会，尤其是“进步联盟”这次“一大”完成了组织建构，正式宣布脱离社会党国际。这意味着经过多年的酝酿，社会民主主义开启了向“进步的社会民主”的转型。这次转型的动机是什么？“进步联盟”和社会党国际在价值和实践层面存在何种间隙？需要我们继续关注。可见，社会民主党人已经陷入意识形态茫然状态，而社会民主党则陷入组织危机和执政危机中。

三是激进左翼的崛起：它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需要剧烈的变革，并力求用创新的手段追求激烈的进步，其已经成为一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金融危机推动了欧洲激进左翼的发展，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摆脱危机的新主张，并将退出欧元区作为一种反制新自由主义的措施。同时，激进左翼所要解决的不仅是经济问题，而是要把更彻底地促进社会民主、公平和正义与摆脱危机的措施相结合，以扭转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对国家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主导作用。目前属于欧洲激进左翼的约有60多个政党和组织，其影响日渐增大。⑦

5.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顶住了苏东剧变的风潮，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坚持不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获得了重大成就，解决了列宁没有解决或没来得及解决的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难题，不仅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开辟了道路，而且也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道路”的成功，“中国模式”的崛起，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集中表现在不少西方学者对研究“中国模式”显示出的浓厚兴趣。最引人注目的是，曾经宣扬人类历史将以“华盛顿共识”为终结的F.福山，他在2009年变了调，反过来肯定“中国模式”，称“中国模式”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并认为这种模式“也许会超过西方模式”；不少西方学者也从不同角度赞扬中国模式，譬如英国学者M.雅克认为，中国的制度不会统治世界，但会“坐上世界优秀文明前列的位置”；《大趋势》作者、未来学者J.奈斯比特2009年写了一本新书《中国大趋势》，预测了中国模式的十大趋势，认为“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将以难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英国发展问题专家J.雷默认为，中国模式的总特征是“权威式的管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德国社会学家H.韦尔策认为，“中国模式甚至有可能成为比西方模式更具魅力的模式”。西方学者对中国道路的赞扬，不能不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就的一种肯定。⑧

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 网址: http://www.shzyyjzz.cn/qikandaodu/2020/1016/38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