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源头活水

1949年9月11日，毛泽东修改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

在建党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诸多具有开创性的政治实践和理论创造，其丰富的思想内涵深刻诠释了不同于西式民主的中国式民主政治的理论逻辑和发展轨迹。回顾党的历史，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堪称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政治领域伟大创造的生动实践。作为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和政治蓝图，《共同纲领》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沃土和中国革命伟大实践，集中体现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其中蕴含着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系列伟大精神的历史写实，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源头活水。

《共同纲领》的形成蕴含鲜明的民主协商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建设人民民主的国家就是党始终不渝的追求，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目标在于施行民主政治。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立足中国国情和革命实际来思考民主政治建设问题。1945年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率时，明确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正因如此，1948年4月30日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历史上，这次政治协商会议一般称为“新政治协商会议”或“人民政协”，以区别于1946年国民党召开的有“协商”之始而无“民主”之终的“旧政治协商会议”。

在筹划“新政协”建国纲领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历经三次起稿和命名，其中更是经过各种不同范围的讨论、详细解释、反复协商和不计其数的修改，始终秉持着民主协商精神，总是尊重包括少数意见、个别意见在内的各种意见，对所有合理的意见和建议都予以充分吸纳，不搞简单的强行通过。《共同纲领》倾注了毛泽东、周恩来、李维汉等党的领导人大量心血，凝聚了新政协筹备会委员们和政协全体会议代表的共识，集中了大多数人的智慧，是与会各界人士共同认可的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的形成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特有的协商民主领导方式和天然的民主政治基因，生动示范了中国式“全过程民主”的政治特性和独特优势，深刻揭示了中国式民主在本质和功能上与西式“竞争性民主”有着根本性区别。

《共同纲领》蕴含伟大的团结合作精神

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的中流砥柱，是团结带领人民不断走向胜利的最可靠领导力量。为了完成“协商建国”的特殊历史使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充分保障代表的广泛性。参加这次会议的组成单位有45个，共662人，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其他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大会还特别邀请自辛亥革命以来不同时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如张元济、张奚若、宋庆龄、傅作义等，他们中有些是前清翰林、老同盟会会员，有些是从反动阵营中分化出来的前国民党高官、国民党军队起义将领，有些甚至还是昔日战场上的对手，但如今却携手共商建国大业。正如毛泽东在大会开幕词中所说，“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

《共同纲领》提出实行“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号召“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在对外政策上主张“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共同纲领》蕴含的团结合作精神，彰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政治党派团体共商国是、团结合作的组织。《共同纲领》的起草和通过，不仅表明中国人民的大团结更加巩固和扩大，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党外各界爱国人士的团结合作更加密切，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牢固和完备，而且鲜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拥有和谐守礼、爱好和平，追求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合作的民族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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