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文献视野 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胡逢祥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一直受到学界主流的重视，成果颇丰。如果说还存在某些不足的话，主要是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或认识上的局限，整个研究的范围显得比较狭窄——绝大部分的研究都集中在对红色史家及其论著的反复探讨，追求的是发现和表彰纯而又纯的“正宗”马克思主义史学，以致“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叙事把现代学术史上本来是一支很雄壮很庞大的唯物史观派学术力量写得越来越单薄，直至最后只剩下有数的几个人。‘学术史叙事’的‘革命史化’倾向，可能是这一现象产生的主要根源”。显而易见，这样的研究，即使用意再好，也不免把原本进程曲折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引向简单化解读，并不能完整体现其内涵的丰富性。

何谓马克思主义史学?简单来说，就是围绕着自觉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治史所产生的各类史学活动及其论著，至于参与这一事业的人和著作对唯物史观的认识程度及对某项历史问题的研究结论是否正确，那是另一层次的问题，不应成为研究者衡量此事的基本标准。应当看到，在唯物史观传入中国的初期，赞成和学习运用的人群中存在认识程度的不同，完全是一种正常现象；即使理论水准相近，对同一历史问题的研究也不一定得出相同结论，其间存在相对正确或者不甚正确的差别，在实际中都是常见的。鉴于此，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种学术活动，与其政治实践相比，理应具有更宽的尝试和讨论空间，尽管其中有些会对社会政治实践产生直接影响，但一般来说，作为一种学术活动的形态，即使其中存在因认识不足而导致的明显偏差或失误，与政治实践中的“路线斗争”也远非一回事。就此而言，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完全应当也可以在更宽广的视野内扩展文献史料的工作范围，以此加深该领域原有的研究基础，进而激发一些新的思路，发现并解决一些新的问题。

此外，在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一种具有强大学术生命力和历史穿透力的思想武器，对许多非中共学者同样产生过广泛而程度不等的影响。尽管与通常所指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相比，这个群体存在着种种认识和实践层次上的差别，但从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潮的角度看，实为一个整体的不同侧面，也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思想文化遗产。我们的研究如只关注前者而忽略甚至遗漏对后者的考察，必然会不恰当地缩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现代史学上原本更为宽广的学术版图。

总之，与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过程一样，中国史学界传播、接受、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治史同样经历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历程：从最初的粗浅摸索到渐趋精纯，从开始认识上的多歧到逐渐形成基本的主流共识，从简单套用新史观到走向注重结合本土实际的理论中国化。如果尊重这一历史进程，那么，我们的研究就不仅要重点关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主流史家的活动，还应把那些运用唯物史观治史但其认识和实践曾有过某种反复、不足甚至有瑕疵的史学活动和现象也纳入这一考察范围。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拓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史领域的研究，真切地反映全部的历史过程，从中探得甘苦得失，正确吸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使之更好地得到继承和发扬。

据此，欲对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有所突破，除深人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理并坚持在社会实践和史学实践中不断有所深化外，努力扩展文献史料的视野同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这就要求相关研究者在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主流史家文献的搜集和研读之际，注意搜寻那些长期遭受忽略或因各种历史原因被置于边缘的相关史学文献。具体来说，这类文献主要包括如下部分。(1) 部分因去世较早而长期受到忽视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如魏野畴、张伯简、阮啸仙等。(2) 部分早年参加过中共，后虽因各种原因脱党，但其历史研究仍能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学者，如施存统、西门宗华、李文钊、张健甫、陈竺同等。(3) 部分参与过托派活动的史家。中共党史上托派组织的形成，情况比较复杂，人员加入的程度也参差不齐。对于其中部分曾经或一直运用唯物史观治史的学者如李述礼、郑超麟、李季、赵济、陆一远、杜畏之等，其相关著述也应纳入文献的搜集和研究范围。(4) 其他非中共学者中曾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和写作史著的学者，如国民党人士胡汉民、陶希圣、胡秋原以及冯友兰等人的有关论著。(5) 除搜集和鉴别上述文献外，还应采取田野工作的方法，努力访寻与此有关的未刊稿以及史家的日记、书信、图片等资料。

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 网址: http://www.shzyyjzz.cn/zonghexinwen/2020/1024/4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