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先行示范方向：升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2)

从生产关系角度看扩大需求，借鉴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进一步深度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更需要发挥好政府作用，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和坚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化所有制和分配方式结构，持续缓和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积极主动应对逆全球化、国际经贸摩擦等压力挑战，在不断演变的全球产业分工和财富分配格局中牢牢地守住国民核心利益。

一言以蔽之，新的历史阶段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扭住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和推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必须比以往更加科学充分地优化调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2.深圳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行示范需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更高水平联动

从社会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看，在基础研究、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产业创新方面，深圳加力推进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光明科学城、西丽湖国际科教城等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倾力打造18个重点开发片区，培育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体系，促进科技产业协同融合。在城市群建设方面，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标准开展深圳现代化都市圈发展规划编制工作，依托深汕合作区和深投控、地铁集团、人才安居集团等市场主体，强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在扩大开放方面，加快推动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双扩区”，率先探索与国际接轨的高标准投资管理体系、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举措、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

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看，呈现出一些良好趋势和积极因素。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深入推进，进一步丰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实现形式，市属国有经济的先导性、影响力、带动力和保障力持续提高。伴随着科学技术和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重复性劳动更加迅速的向创造性劳动转变，引起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深刻变化。在高科技、知识密集型的民营企业和混改主体中，“一股独占”向剩余索取权让渡转变，“经理层持股”“人才持股”向“员工持股”转变，产生了以企业为边界的小型、新型集体所有制，加之相伴的决策民主化、意见民主化进程，日渐自发地出现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民主、意见民主等本质特点，华为就是代表之一。《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条例》出台和“同股不同权”模式的发展，使得科技企业能够在善用资本力量的同时保持创始团队的创新创造初心，让新型所有制发挥促进科技创新的更大积极作用。所有制形式的变化和创造性劳动的大幅增加，带动了收入结构的积极变化。大多数知识业者、技术人才、高素质产业工人的地位显著提高、收入快速增长。“劳有厚得”的群体规模日益扩大，为促进消费、平衡供需和经济动力转型提供了有力保障。

不容忽视的是，深圳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中也浮现了一些不利因素，客观上成为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新制约。一者，伴随着人才成为创新主角，创新生态的内涵出现了深刻延展。人才需求中的收入财富增长、价值实现、衣食住行保障等均成为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构件。优质城市功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治理体系不仅是产城融合的基础成分，更为创新生态系统健康运转提供了配套功能支撑和应用场景支撑。然而，房地产投资属性暴增和房价高企，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市场化民营化后，住宅从生活资料、教育医疗从公共设施转化为新型生产资料，且生产资料准私有化特征日益明显。由于缺乏科学引导和规制，人才生活、安居成本快速增长。加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精准性不足，间接导致中小企业受困于租金、劳动和融资成本压力，大型企业的人才、研发成本则居高不下，逐步形成了较为突出的行业差距和实体产业挤出效应。这一趋势同时也引致了居民投机行为和财富结构的变化，财富差距加速拉大，正在侵蚀人才收入结构优化的积极效应，成为抑制消费、抑制创新的不利因素。在高货币存量环境下，伴随着教育、医疗、居住等生活必需品的成本普涨，老人才们和源源不断进城、白手打拼的新人才们，由于财富积累和生活成本转嫁手段的差别，实际收入差距呈现有所固化而非缓解的趋势。二者，市场追逐短期效益导向的技术创新、商业创新，与新形势下需要持续深耕、追求长期收益的基础创新形成矛盾；市场的自发生长，使得产业使命与深圳的城市使命及肩负的国家使命有所脱节。日本的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主张将“盈利”与“无私”相结合的经营哲学，其市场经济体制特别强调以诱导性计划和政商协调来增强市场功能并补其不足，以尊重秩序而非无序竞争来提高市场效率，十分值得深圳在落实城市发展战略、推动深度市场化改革中加以借鉴。三者，粤港澳大湾区的港深、广深及深圳与其他城市之间仍残留一定程度的本位利益导向思维定式，猜忌、隔阂时有显现，已不适应推动大湾区城市群、都市圈建设发展的需要，区域经济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亟待尽早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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