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妇女想象及其流变浅析年间的中国女性(5)

《情书的真相》则一反之前的爱情题材书写所普遍流出来的感伤情调，以犀利而不失幽默的笔触，为爱情在新时期社会生活中的正当地位的确立摇旗呐喊。小说从故事表层上看，涉及两条路线的斗争，即社会主义的工厂是追求政治还是生产；从深层次看，则是涉及对工人身份构成的理解，即他们仅仅是作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出现还是仍能保留个人生活。作为上述一系列争议的载体，“爱情”就成为焦点所在。党委书记梁树意识到了对人的理解需要更为整全性的视野，因此从关心生产出发，落脚点却是关心工人恋爱婚姻；副书记秦广有固守了前一阶段的思路，认为“用生活压生产，用保媒拉纤代替政治工作”存在很大的路线问题。相当具有戏剧性的是，工人王殿龙通过挪用马克思的情书，不仅揭露了秦广有的不学无术，而且相当有力地论证了马克思所认为的“真正意义上的人”，不只是具有阶级性，更应具有自然“本性”，从而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化解了上述尖锐争议。这一情节处理，分明是以文学的方式回应了20 世纪80 年代前后的人道主义讨论，进一步加固了人情论、人性论的合法性。

总之，这一时期的女性小说虽然并未真正实现转型，但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参与了“新时期”文学乃至“新时期”意识的建构，并为20 世纪80年代新的女性文学时代的到来揭开了大幕。

①按照詹姆斯·C·斯科特的理解，所谓“弱者的反抗”，“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美〕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Scott）：《弱者的武器》，郑广怀等译，译林出版社2007 年版，第2—3 页。

②郭圣莉等认为：“‘女英雄’‘女劳模’‘铁姑娘’等莫不是革命女性或者劳动妇女的代表，它的去女性化，不仅是革命精神下的男女平等的体现，同时还包含着对‘革命的献身精神’和劳动者的单纯质朴勤劳的劳动美的赞扬，是对资产阶级女性寄生生活的批判与抛弃。”见郭圣莉等：《底层妇女的命运：当代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及其限度》，《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2 期，第3 页。

③〔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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