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妇女想象及其流变浅析年间的中国女性(2)

其次，这一时期的女性小说还通过肯定劳动的意义和劳动者的尊严，着重刻画了新中国建立之后所出现的新型劳动妇女形象，尝试在公共领域中探寻妇女解放的新路。代表性作品有雷妍的《人勤地不懒》（1950）、曾克的《第十四个儿子》（1954）、茹志鹃的《如愿》（1959）、草明的《姑娘的心事》（1960）、罗洪的《女闯将唐英》（1960）、黄庆云的《妇女主任》（1966）等作品。之所以说是新型的劳动妇女，是因为她们具备了以下特点：其一，是建立了全新的“劳动光荣”观念。与通常将劳动等同于“受苦”“受累”的处理不同，在《人勤地不懒》等小说中，“劳动”除了承载支撑家庭生计的功能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在倡导自食其力、自力更生的新社会，成了妇女们由此验证自身价值、介入社会公共空间乃至参与时代变革的重要路径。正是建立在这样的观念基础上，“劳动”不再成为外在于劳动者的一种束缚或负担，而在一定程度上演化为了能够唤醒劳动妇女内在的存在感、自豪感与幸福感的一种“劳动乌托邦”，从观念到实践全方位参与了劳动妇女主体的建构。

其二，肯定了一种甘于在平凡岗位上奉献的新的劳动态度。《姑娘的心事》中的石玉芝，从原本并不乐意从事毫无技术含量的炼钢厂看车工作到主动寻找工作中的不足，延伸出擦车、打气等超出正常工作范围之外的服务，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工作；《女闯将唐英》中的唐英以厂为家，废寝忘食地参加技术革新，表现出了强烈的主人翁精神；《如愿》中的何大妈，年过半百仍不甘心在家含饴弄孙，还要想方设法进工厂为国家建设尽一份绵薄之力……在这些普通的劳动妇女身上，可以感受到其所焕发出来的对于劳动尤其是公共生产劳动的巨大热情，这既来自于社会主义中国强大的感召力及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认同感的激发，也可以视为是“翻身”之后“翻心”的一种体现——某种意义上，在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旧有劳动价值观念破除之后，劳动态度成了衡量个人觉悟/贡献的最直接的体现，这也使得原本处在劳动价值链边缘位置的妇女获得了正面呈现自己劳动意义的空间与可能，激发了她们的劳动创造力。

其三，具备了一种新的建立在体力劳动基础上的女性身体美学。置身于“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女都一样”的时代氛围中，类似于“晒得又黑又红的脸”“锻炼得像块钢铁”（《第十四个儿子》）这样带有典型劳动特征的身体描述，成了这一时期塑造正面女性形象的通行做法；“干起活儿来顶一个好庄稼小伙儿”（《人勤地不懒》），则成为新一代劳动妇女之所以能获得肯定的基本条件；面对不平敢于仗义执言，类似于“社会主义的喇叭”（《妇女主任》）这样的角色逐渐成为新中国妇女新的身份设定。可以说，这一时期女性小说对于女性身体乃至女性气质的描写，在很大程度上挑战并超克了传统以柔弱纤细为美的女性身体要求、温良恭俭让为标志的女性道德约束、克制内敛为特征的女性行为规范。这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劳动的正当性以及劳动之于女性的不可或缺的价值与意义，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劳动者身体的赞美，在阶级翻转的意义上，使得长期以来被压抑甚至湮没的劳动妇女形象得以正大光明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②

需要指出的是，在新型劳动妇女生成的过程中，与之相匹配的社会生产领域结构性变革仍有待进一步推进，表现为：女性劳动仍往往局限于技术含量较低的岗位，女性劳动的价值仍处在需要被承认的位置上，劳动妇女在公共空间中的话语权仍有待进一步加强，等等。另外，小说仍不可避免地带有激进时代的烙印，如《女闯将唐英》对于女工唐英技术革新的描述因为过于夸张而产生了失真的情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效果。

再次，这一时期的女性小说还以女性在历史转折中的情感世界尤其是爱情婚姻抉择为切入口，着力展现了社会主义中国借助于移风易俗所推动的日常生活伦理的变革。这方面代表性的作品有宗璞的《红豆》（1957）、李纳的《女婿》（1957）、柳溪的《我的爱人》（1957）、茹志鹃的《百合花》（1958）、申蔚的《雨后彩虹》（1959）、菡子的《万妞》（1961）、韦君宜的《女人》（1962）、杨沫的《红红的山丹花》（1964）等。这些作品的一个书写重心是描写爱情、亲情、夫妇之情等人伦情感在时代大潮中的嬗变，从私人领域的变革折射了世事的沧桑变幻。比如《红豆》将江玫与齐虹之间的爱情纠葛搁置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的历史大转折格局中，使得爱情不只是指向个人的情感，而因为涵盖了类似于进步与落后、光明与黑暗、革命与反动这样的大是大非抉择，具有了作为特定时代情感结构的特征，江玫克服个人爱情伤痛走向大时代的决绝，也因此体现了这一时期个人世界与共同体高度重合的特性；比如《我的爱人》以“我”（女护士朱淑贞）的视角，讲述了其与抗美援朝战争中受伤的战士其华相爱的经历，某种意义上成了身残志坚的保尔·柯察金和达雅爱情故事的一种翻版，并由此传达了一种超越现实利益、基于精神认同的新型爱情观：“爱情不是用眼睛，而是用心灵看着的”；比如《女婿》通过离婚并带着一个孩子的纺织女工秀姐与相貌堂堂的未婚男技术员之间看似不匹配的爱情故事，塑造了一个自强自立的劳动女性形象，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讲求“门当户对”的婚恋观念，体现出了新社会试图在婚恋领域打破陈规陋俗的新气象；再比如《女人》将不愿意调动成为做领导的丈夫秘书的林云与承认女人“真不如男人”的马素放在一起，凸显了“革命后”已经走出家门的妇女是否需要重新回归家庭的困惑，而林云“希望领导上不要把我当作一个负责干部的老婆，而当我作同志”的诉求，则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五四”“娜拉”遗产的基础上，相当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其希望摆脱作为丈夫附庸而成为独立自主的革命“工作妇女”的新追求，同时也暗含了希冀建立更为平等的同志式夫妇关系的努力。

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 网址: http://www.shzyyjzz.cn/qikandaodu/2021/0501/65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