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佛器藏传佛教中的茶叶与文化(4)

当关注被压迫阶级向寺院布施茶叶这一现象时，我们发现，剥削与扭曲似乎主导了一切，但如前文所述，剥削与压迫中同时隐藏着一定的生态后果，人与自然的关系亦被扭曲与异化。在日常生活需求机制与宗教机制共同发挥作用的前提下，被剥削者对茶叶的需求一直存在并受到不断的刺激，也就是说，除了满足自身生存需求之外，人们的选择与行动还受到外部需求的驱使，无论这种外部力量是来自贵族、农奴主还是寺院，它们好像总是显得更为强大。底层阶级不断努力着，似乎在为获得茶叶而不停地奋斗，但这不过是一种表象或者假象，因为它本身所表达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被阶级压迫与剥削所吞噬：一点点的茶叶消费渴望使他们进一步陷入深渊，并且世世代代无法翻身。一首民谣唱出了这一现象：“吃茶一元中了毒，三年十翻子变奴”。教义仁慈的宗教未给信众带来幸福安康的生活，反而让他们一步步家破人亡。“茶债粮”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获得一点点茶叶，平民们向贵族、农奴主和寺院借茶叶，再以粮食、羊毛等还债，这一看似正常的逻辑让大量平民百姓沦为农奴和乞丐。一份史料记载：“寺属百姓频频逃亡，少数‘唇不被齿’之贫苦户，大都沦为乞丐，无隔夜之粮”［8］(398)。人与自然的关系被恶毒地利用了。高利贷的剥削，让底层阶级在悲惨中生活着，借来的一点点茶叶未被消费就又被压榨了出去。

另一边，则是各民族商人们繁忙的茶叶运输与茶叶贸易，四川、云南等省份与西藏的联系通过茶叶被进一步强化。为了茶叶，人与自然环境的接触和博弈被进一步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种博弈虽然充满了艰辛和血汗，但并没有改变该历史的进程：茶叶不断地支撑着茶商们的生活与行动。似乎这种进程与残酷的阶级剥削和压迫是分离的，这种分离或许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发现茶叶的自然属性以及人类在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生存状态，或许，当人类更亲近自然时，其自身价值才更真切。

在封建农奴制下，藏传佛教中反映出的茶叶的意义并不是单纯的个体需求问题，也不是单纯的消费问题，而是个体生活在自然与阶级剥削之间的挣扎与扭曲，以上的分析可以支撑这一结论。这并非藏传佛教的教义，亦非有人刻意安排，而是封建农奴制以及由它形成的社会结构压力导致的一种畸形。信众向寺院布施茶叶，实际上成为贵族和高级僧侣们利用特权掘取利益的手段；大寺院开展的茶叶贸易同样如此，对农奴和平民而言充斥着剥削；茶叶高利贷则赤裸裸地把这种阶级剥削展现出来。此时，佛法亦非真正之佛法，佛法中关于茶叶的生态取向被阶级压迫和剥削无情地剥夺甚至利用，因而暗淡失色，甚至凋零破败。

四、结语与讨论

以上讨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下藏传佛教之佛法教义与人们社会实践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个问题的回应既是前文讨论的延续和深化，也是对本文分析的一个拓展。这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看。首先，它触及的是一个文化体系及其取向的问题；其次，是文化与社会制度，或者说文化与政治关系的问题。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对中国的文化进行了较为经典的探讨，而在这些探讨的背后，似乎可以启发我们反思文化底蕴与政治路径之间可能的作用力与可能形成的关系图式。

书中有两条线索贯穿了对中国文化要义的探讨，一是中国社会何以长期相对稳固地存续，二是中国人何以能比较有机地整合于一体。梁漱溟的答案是在于中国的民族性，他认为其根本点在于中国文化的特性：理性早启，文化早熟。他主张，中国人怀抱天下的观念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发乎理性之无对，这对未来世界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他认为，世界未来的前途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因为中国文化的根本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器物之间的关系。梁漱溟的研究结论可以作为理解繁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的一个重要视角，以此而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华文化之伟大复兴是必然联系于一体的。但是，仅仅只有文化，可行吗？实际上，前文关于藏传佛教与封建农奴制之关系的讨论已经给出了答案，但仍有必要沿着梁漱溟的研究理路来进一步展现。

梁漱溟在书中指出：中国人缺少团体生活，而团体与家庭并不相容，他在比较中国和西洋社会生活之不同时说：“团体与个人，在西洋俨然两个实体，而家庭几若为虚位。中国人却从中国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而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人与团体这两端。”［9］(70)他的观点是，伦理本位是中国社会运行的基础，决定了家庭家族生活，并使其不断延续；而西洋则以宗教为团体生活的主体，所以轻家庭。伦理本位不可说成是家族本位，因为后者明显是狭隘的。正是伦理本位，才使个人与团体两个极端得以融于一体，并且作用于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在日常生活中突出表现为伦理发挥的宗教作用，伦理本位的社会结构得以形成而相对稳定。也就是说，“周孔教化”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并逐步形成完备的道德体系，使社会得以有效组织起来。

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 网址: http://www.shzyyjzz.cn/qikandaodu/2021/0515/68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