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佛器藏传佛教中的茶叶与文化(2)

这就与国家治理自然而然建立起了某种关系。可以说，从唐代开始，茶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并增强，唐朝将茶叶纳入国家财政体系，并正式征收茶税。加强国家对茶叶流通与贸易的管理开启了以茶叶为手段进行区域和政治治理的大幕。随着茶马贸易、赐茶和民间私茶贸易及治理的流变，可以说这一手段保持了较好的延续性，在宋、明、清时期尤为兴盛。明朝时对众多高僧大德进行赏赐，赏赐茶引一般不会缺少。僧团朝贡时，从中央政府获得的茶叶赏赐会更多。清朝曾继续推行厚赏政策，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有关档案中存在着大量的关于中央政府赏赐茶叶和茶具的记载［1］(257-259)。

生态环境、宗教信仰与国家治理，这三者在普通逻辑中看似很难建立起联系，但在历史的进程中被成功地结合到一起，并用一种看似单纯的与茶相关的现象表现出来，这或许应该引起研究者和实践者对文化形态与作用的深切关注。对文化形态与作用的高度关注在社会学、人类学的一些经典研究中有所体现，譬如孔飞力的《叫魂》［4］中叫魂事件中的关于身体、灵魂、妖术等的文化性解读构成了一种生活、文化和政治的基础。作者强调生态环境在人口增加产生现实压力后，给文化和生活带来的反作用力。进一步而言，如果系统化文化的作用，那么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处于复杂网络状态的生活基础，杨庆堃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从宗教的角度深刻阐明了这一状况，譬如天命的存在与影响、政治中的“以神道设教”以及儒学仪式中的宗教面向，等等。［5］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阐明了一个巨大的文化网络的功能问题，即权力要建立于当地的文化网络之上，如果二者完全割裂甚至为敌，那么权力内卷化是无法逃避的，甚至会产生更严重的后果［6］。

由此可见，文化的存在绝不是简单的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的后果，它对社会的作用力实际上既强大又深远。从这一点来说，文化、社会行动、社会结构三者之间是处于动态的复杂的相互连接之中的，而不是谁产生谁或哪一个处于支配或附属地位的问题。从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角度来说，文化的巨大影响同样如此，人们对自然的态度以及行动都建立在与文化体系的互动之上，尤其众多积极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取向的内容，破坏了这种处于历史动态中的文化体系，人类的选择和行动则很难限定在破坏文化的范畴内，而是在破坏一种历史中的有机性，根本上是在瓦解社会的进程和可能取向，一般而言，这多被视为存在着巨大的风险。用哈贝马斯的话语体系表达，这种破坏或风险之一种会表现为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若人们的选择真的是“情非所愿”，那么在众多的可能取向中，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会演变成怎样的状态，则极大可能直接挑战人类的生存极限。但同时，文化体系、社会行动、社会结构三者又与特定的历史进程相联系，尤其是历史中的社会政治制度。后文将对此进行进一步讨论。

二、集体茶事：秩序的型塑与取向

在藏传佛教中，集体茶事多且频繁，而且仪轨性浓郁，二者使与茶相关的精神文化内容融入藏传佛教的行动规范之中。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处于这类精神文化与行动规范之内，这不仅仅局限于僧侣群体，而且也通过宗教深刻影响着普通人。譬如为了防止踩踏虫蚁，在格鲁派中有禁止喇嘛在藏历4-6月外出之规，尤其不能外出踏青，而人们也因此很少在这个时间段到草地或树林中过林卡，在7-8月，西藏牧区的林卡活动则会大幅度增加。另外，在西藏佛事中，多在开展茶事时传达重要事件或以茶推进事件的开展，这主要是因为寺院中的茶事在时间、流程等方面是基本固定的，或者说是常态化的。以下将主要从两个方面展现寺院中茶事的集体性及其可能意义：集体饮茶和司茶职位。

寺院中有大量的茶具，以木碗为多，另外还有瓷碗、玉碗和金银碗。每人一个，甚至一人有多个。茶碗主要是个人饮茶所用，而茶汤的满足则是由寺院中的大熬茶锅实现。大锅所熬茶汤通过集体饮茶的形式，分配给寺院僧众，分茶过程一般由分茶僧人手持僧帽壶逐一分配给僧人们。除了特殊情况，寺院中一般会有早中晚三次集体饮茶时间。若有集体佛事活动，则一般在佛事活动之后要进行集体饮茶。正式集体茶事中，僧侣们要按等级依序而坐，分茶人也要按僧侣们的等级先后分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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