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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年中篇小说中的国家形象(5)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5-08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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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环境问题的书写,恰恰从另一个维度折射出作家们深远的文化观、国家观、民族观,彰显着作家们对建设青山绿水、山河秀美的东方文明大国的底气。

对环境问题的书写,恰恰从另一个维度折射出作家们深远的文化观、国家观、民族观,彰显着作家们对建设青山绿水、山河秀美的东方文明大国的底气。

文学源于生活,而文学形象是经由语言形象化了的生活。相对应的,文学中所呈现出的国家形象的本质也应该是生活,甚至就是生活本身。“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不同时期的文学中的国家形象反映的就是当时的时代风貌,生活民情,具有一个时期所应有的特殊性和使命感。对国家形象的构建也不是一个“瞬间性”的事情,是一个富有历史感延续性的进程,“中国形象体系是在传统与当代、个体与整体、物质与精神、民族与地方的张力中,以社会生活史与‘民族心灵史’的方式呈现出的多元化样态。”它应当站在历史的、现实的、个人的、整体的、审美的、想象的等各个层面,它更应该是对当下的反思与再认识。

如何去认识历史,如何去看待一个国家,如何去思考一个时代?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小说中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这些故事作为国家形象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建构方式,能够比较直观地展现国家形象,同时,这也常常是一种比较富有历史意义和时代感的表现方式,涉及的层面关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还有每个人波涛汹涌的内心。文学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层面凸显其特征,展现了社会物质生活发展史与民族心理变迁史的动态变化过程。“文章合为时而著”,当代文学中之所以会有不同时期国家形象的呈现,就是因为,每一个时期的作家都在当下进行着思考,比如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痛定思痛,十年压抑,一朝喷发——数千字的短篇,容量太小,不足以表达;数十万字、上百万字的长篇,工程太大,来不及等待;三万至十万字的中篇适宜适时地表达了作家们的思考。他们在从事一种“活”的写作,努力表达着自己对国家的情感,同胞的情感,对人和人生的情感。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种伟大的、神圣的社会主义国家形象被逐步建立起来,并逐渐趋于定型,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也形成了一个新的浪潮,这种新的创作浪潮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作为第五次浪潮,20 世纪80年代后期文学新潮使上述中国形象创造虽然达到高潮,却又必然地走向消解。这次中国形象浪潮的潜流已经隐伏在80年代前期文学中了。”[2]这一时期的文学样式也呈现了此起彼伏的样式,如“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尤其是到了20 世纪80年代后期“寻根文学”的兴起,出现了一批作家,王安忆的中篇三部曲《小鲍庄》《逐鹿中街》《叔叔的故事》、韩少功《爸爸爸》、阿城《棋王》可以作为代表。之后,还有“新写实小说”作家池莉、方方、刘震云、刘恒等,“先锋小说”作家马原、王蒙、洪峰、苏童、格非、孙甘露、余华等。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在传达时代气息上有着独特的魅力,她仅以这部中篇就成为一位不被人们遗忘的重要的作家。八九十年代之交,还有一位不可被忽视的作家王朔,他难以被归类但在文学创作上却颇具冲击力,以《顽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等大量中篇小说成为“市民社会”的代言人。王朔的创作中几乎都是中篇小说,他彻底和纯粹地立足于社会变革之中新的社会现实。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生活本身发生了重组,文学站出来参与了消解假大空式的崇高,而且已经明显地出现个性化写作的倾向,使得整个国家形象在个性化与固定化之间游走,使得本世纪国家形象的传统在全面复现的同时又走向消解。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语言,正统主流化语言和精英化语言被解构,出现了很多种个性化语言喧嚣的场面,如王蒙的立体语言、贾平凹的白描式语言、王朔的自我嘲讽与社会调侃式语言、于坚的口语式语言。其次,在国家形象方面,尤其是在家族形象的塑造方面所显示出的传统经营的根基受到“新人”的挑战甚至是取而代之,如莫言的《红高粱》,作家从“民间身份”叙述了一个民间中国,塑造了源于民间,生命力旺盛、敢爱敢恨、追求自由的传奇人物,“个人生命”迸射出灿烂的辉煌,既是民间情怀的言说,又有反叛传统的现代意义。再次,在世俗形象塑造方面,出现了一大批市民形象以取代精英的形象典型,从微观的层面揭示国家形象的神圣化向世俗化的过渡与转变。20 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发展,人们对日常生活更加关注,涌动着一种“市民写作”“私人化写作”的风潮,对日常生活中的寻常人物的描写,消解了精英叙事与平民叙事的差异。这一时期,一方面社会变化飞跃,旧有的传统在飞速退去,新的气息在不断流转;另一方面随着世纪末的到来,人们的心头笼罩着一丝苍茫的情绪,因此,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体现在精神上迷茫和疲软,缺乏精神承担和责任。主要表现为市场化、商品化背景下的以世俗化和大众审美趣味扩展的文学,这一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小说家不可避免地受到“精神危机”的影响,普遍有一种“不在家园感”;同时受到媒体浪潮和网络文学冲击,纯文学日益边缘化。如果说先锋作家不断地通过强化技巧、形式来逃避现实,那么90年代初的作家便是在文学层面上身体力行地完成了对精神的淡化与放逐。但也有一些中篇小说坚守精神家园,围绕精神书写展开对伦理爱情的思考,如阎连科的《黄金洞》、铁凝的《永远有多远》等;对精神世界的探索,如徐小斌的《双鱼星座》、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等。

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 网址: http://www.shzyyjzz.cn/qikandaodu/2021/0508/6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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